東莞人才租賃體制發展的局限性:

從制度的發展歷程來看，東莞人才租賃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其用工形式肇始于1979年11月北京外企人力資源服務公司（FESCO）向一家日本公司的駐華代表處派遣中國雇員。由此至1990年代中期，派遣單位僅限于國務院以及各省級政府批準的外事服務部門，其目的并不是解決勞動力市場問題，而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在特定時期專門解決國外常駐中國代表處等非法人機構的用人問題。

1990年代末，隨著國有企業改革進程的加快，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問題日益突出。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在再就業的要求下，原勞動行政部門依托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紛紛成立勞務派遣單位，原人事行政部門所屬人才交流服務中心開始承擔勞務派遣的職能。此外，由國有大型企業自行組建或者共同組建的派遣單位在這一時期也占據一定比例。這一時期，勞務派遣的得到極大的發展，其最大特點就是“服務于國有企業改革與促進農村勞動力勞務輸出，是政府主導的一種就業行為”。

長期以來，我國勞動力市場大致表現為體制內與體制外并存的勞動力市場二元結構。這種兩元結構的勞動力市場，正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所形成。市場經濟體制只要還沒有完全取代計劃經濟體制，就必然存在著體制內勞動力市場與體制外勞動力市場同時并存。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式的改革，即在改革的起步階段，或者在改革的一個較長時期內，不直接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從而決定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體制外改革入手。 通過勞務派遣的發展歷程來看，勞務派遣制度發展的背景明顯具有市場經濟轉型的時代局限性。

勞務派遣首先主要存在于體制外的勞動力市場。與計劃經濟相聯系的體制內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有成熟的法律和政策進行調控。而先前外商代表處的雇員、國企下崗再就業職工，與帶有某種“鐵飯碗”性質的體制內勞動者相比，其本身要承擔更多的勞動力市場供求風險，甚至法律和政策的風險。這部分體制外的勞動力市場，更多的是由市場力量發揮的作用，國家干預則主要體現于就業市場的宏觀運行。在市場經濟相關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之前，派遣勞動者成為勞動力市場轉型的先導，其利益的保障必然要遠遠低于體制內的勞動者。

近些年，盡管勞務派遣單位的類型呈現多樣化的趨勢，民營、外資派遣單位日漸活躍，但是先前成立的派遣單位至今仍然占據勞務派遣市場中的主要席位。東莞人才租賃由起初作為不具備用人單位法定條件的外商代表處用工的唯一途徑，后來成為解決勞動力再就業等國企改革中產生的社會問題的重要措施。時至今日勞務派遣已經成為勞動力市場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從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以及1993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相關決定以來，至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生產力發展仍面臨諸多體制性障礙。

此后，一直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這說明我國市場經濟一直處于轉型和改革的過程中。市場經濟體制如果不能完全取代計劃經濟體制，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依舊呈現多重矛盾，勞務派遣的爭議將越發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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